难民的故事 ： 落難大馬 （2）

我們一行人走了5天才到邊境，晚上躲在森林中過夜，大多時候沒有食物，也沒有水。

在欽人社區中心擔任起教師，K的生活總算安穩了，但沒有任何證件的他，被視為非法外勞，分分鐘會被執法單位逮捕。K來自緬甸欽邦，今年才26歲的他，有著一張堆滿了心事、寫滿了對未來感到焦慮的臉孔。

在緬甸當權派的莫須有罪名之下，他倉促逃亡，遠離家鄉，連家人最后一面也無法見到。
經過兩個星期睡不穩、吃不飽的艱苦逃亡路線，他抵達馬泰邊境，非法入境大馬，“當時與我同行的還有另外 8位欽人，但過后大家各散東西。”

仍然無法適應生活

初到大馬，他很不安，但遭遇好像他這樣的欽人比比皆是，大家不論精神和肉體都承受了極大折磨，只慶幸撿回一條命。 初來報到的他，投靠之前在吉隆坡落腳的同鄉，並在同鄉的介紹下開始打黑工，直至半年前才開始在欽人社區中心教書。 來馬超過一年了，他仍然無法適應所謂的難民生活，無法停止對家人的思念、為家人的安危擔憂不已……。

他的祖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軍人專政之后，少數民族開始受到迫害，欽族是其中之一，長年被各種不平等的措施所箝制。 身為被打壓的民族，他仍以異常卓越的學業成績，考進入熱門科系土木工程系，在他的大學中，欽人也不過只有20位，而他又是這少數中的精英。

說得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語，但無礙他的表達能力，通常他只講了半個句子，我就了解他想說什么，因為他想傾訴的意願是如此的強烈。 他頭腦很好，尤其是精于數學，“欽邦是一個天然資源十分匱乏的地方，只有教育、知識才能改變生活，所以欽人十分重視孩子的教育。”這番話道出他的學業成績為何特別優異和願意做老師的原因。

得來不易，所以他很珍惜大學生涯，但偏偏厄運降臨，原本還有一年就大學畢業了，但他等不及那一天。起因是他負責印製的校園小冊子中含有欽邦獨立的訊息，因而被當權派追緝。
“小冊子派發之后，軍人要捉我去做勞役，于是我連夜逃回家鄉，但他們（軍隊）已經在村子前面等我，我只好連忙又折返仰光。” 在仰光，由于緝拿他歸案的風聲傳得很緊，連大學門口都有軍人駐守，他根本無法多作思考，在親戚的協助下，支付了2000令吉給人蛇頭子，連夜匆匆潛逃，連與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

與家人失去聯絡

來馬一年的時間不算短，但他仍是身無長物，仍是一見到警察非逃不可的“非法移民”，但有了教書這份工作，他的生活稍為安穩，至少吃和住問題解決了，他不需要躲在森林中，或者是晝夜擔心執法人員上門。 不過，一次不愉快的經歷，他失去了貼身所攜的聯絡簿子，從此與家人失去聯絡，“我有一位妹妹在澳洲，在家鄉還有父親、繼母和 3名弟妹，如今我無法與在澳洲的妹妹聯絡。”
此后，他不斷托人帶口信，只要得知有欽人前往澳洲，他都托他們捎個口信給妹妹，希望能夠再次聽到她的聲音。

在這片陌生的國土，除了對家人的那份思念能夠熨平他那飽受離別煎熬的心之外，其他的身外物不重要，但偶爾的感懷身世，卻帶給他極大的痛楚，“我十分想念留在緬甸的家人，一想到這輩子可能都無法與他們再見一面時，就十分痛心。”

無懼艱苦生活活著就是幸福

狹窄的居住空間，擠下二三十名難民是常事，能夠與外界接觸的空間就是窗戶罷了。在車輛川流不息、車水馬龍的吉隆坡，欽人難民中心（Chin Refugee Centre）就躲在其心臟中的一個小小的角落，雖然人來人往，但卻不易被察覺。 如此吊詭的安排，就如難民在大馬的境遇，他們不被政府承認、身份無法曝光、難以找到工作，但憑著年輕力壯、任勞任怨，他們仍能找到一絲生存的空間。
不過，這個狹小的空間僅僅夠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非法移民這個身份，仿如無形的大手，扼住他們的喉嚨，連呼吸都無法暢快。

為了分攤租金，欽人過著團體生活，一個不到800平方公尺的廉價組屋，可能住了五六戶人家，動輒三四十人擠在一塊不出奇，甚至超出這個數目也稀鬆平常。 而同住的可能是來自同一個家族的人，或者是同一村落的村民，通常是男性負責賺錢，女人、小孩和老人待在家裡。 惟由于難民不容易找到工作，所以許多時候，在一個四五十人的團體中，往往是那些找到工作的男性摃起養活整個團體的責任。

為了省錢和節省資源，欽人大多在家開飯，沒錢時一天一餐，大多時候是一天兩餐，一大鍋白飯是主角，然后是數碟蔬菜、數碗清湯和大量辣椒，偶爾才有機會吃雞肉、便宜的小魚。 我也看過一間面積不到60平方尺的小房間，擠下10個人和他們的家當，除了洗澡、上廁所之外，一切活動都在這個小小的空間中進行。

這樣的空間，不要說連轉一個身，恐怕連呼吸都會困難，但在家鄉飽受恐怖統治、軍人鎮壓的他們，但求有個活下來的機會就謝天謝地了，哪敢諸多要求？

柔弱女子擔心安全女難民際遇更坎坷

『女難民不敢隨便走動外出，或是和別人搭訕，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人在想什么、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情。』 蘇貞（左）、南素（左三）和烏南（右）都是天涯淪落人，她們只能靠同鄉施捨過活，前路茫茫。其實，礙于身份定位模糊，難民已做好仰人鼻息的準備，但異鄉生活卻超乎他們想像，他們遭遇太多困難、障礙。

有別于亞齊、羅興雅難民，語言不同、無法溝通是欽人最大障礙，不論是馬來語、華語，還是方言，有如鴨子聽雷，嚴重阻礙他們的謀生能力。

外來者身份很難受

語言不通，加上威懾于執法單位的嚴厲，他們猶如籠中鳥，許多難民，尤其是女性，連房門都不敢踏出一步。 在同是難民的伊莎貝拉穿針引線下，得以與數名女難民見面，才明白相較于男性，女難民的遭遇更顯得坎坷不平。

身為受打壓的族群，加上又是女性，不論在原生國，還是在逃亡過程中，總是多了一層危險、顧慮，實際上，許多女難民在逃亡途中被施暴、騷擾，不是新聞，但孤立無援的她們，根本找不到援手。
試想一下，數十人擠在一輛卡車的車廂中，上面堆滿了貨物，但墊著貨物的塑料布底下卻藏了二三十人，不分男女，身體疊身體，一個緊挨著一個，在一個如此悶熱的空間中，連呼吸都成問題，還會有人關心女性權利嗎？

據一名女難民依麗莎白指出，在1997年至2000年期間，許多女難民在逃亡當中，遭遇到不幸事件，但在2000年過后，這類不幸事件已經減少許多。 “如今大多女難民結伴同行，她們以集體行動來保護自己。”她道出。

即使來到大馬，與數十人共住一個窘迫、狹小的空間，也造成女性在生活上的諸多不便。
今年35歲的伊莎貝拉，逃來大馬超過一年，她坦言，文化不同、語言不通，加上內心那種“外來者”的恐懼感，讓他們不敢走遠，尤其是女性，至多只在附近打個轉，或是探望朋友罷了。

“你明白嗎？在這裡，我們是異形。”這句話，暴露了恐懼的由來。
“外來者”的身份，是他們心底最深處的恐懼，對陌生環境的不安，令他們益發誠惶誠恐，陌生人隨便投來的一個眼神、打量，也令他們忐忑不安。

害怕迷路寧願在家

“吉隆坡是個繁華的大都市，車輛多、人也多，道路複雜，與緬甸大不相同，我的同胞難以適應這種環境。”原來，我們眼中五光十色的國際都會，在他們的眼中，是個車輛川流不息、道路縱橫交錯的大迷宮。

她坦承， “我們害怕迷路，也害怕向人問路，所以大多女性寧願在家面對四幅牆。”三言兩語，她挑明了女難民的顧慮。 比較起其他的同鄉，擁有大學資歷的她，憑著不錯的英語能力，在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充翻譯員，落在同鄉的眼中，這算是份優差，因為大多女難民，沒有她這般幸運，她們大多困坐家中，不然就是照顧孩子。

烏南，可以說是被伊莎貝拉在街邊“撿回來”的，據伊莎貝拉說，大約在2週前，她看到烏南盲目的在附近的緬甸商店蹓躂，趨前去一問才知道，初來報到的她，無家可歸。
“我收留了她，目前她暫時與我住，但長此以往，我不能負擔。”她說，烏南急需一份工作來養活她自己。 但，再身強力壯的男難民都難以找到長期工的情況下，烏南找到工作的機會十分渺茫。
看著語言不通的烏南，流露出困窘不安的神情，我的心情也變得很沉重。

只能聽天由命未來遙不可及

伊莎貝拉：女難民的處境更加堪憐，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低，不懂本地語言的女難民，她們一天到晚躲在家中，沒有其他去處。未來，對大多難民來說，是太遙遠的事。 南素原本是自供自給的鄉下務農人家，為了逃避勞役，她逃來大馬，沒有受過教育的她，連自己的確實年齡都不知道，大概推算在30歲左右。

“我不曾到學校讀書，我不識字，也學不會馬來話，只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來馬近1年，她至多偶爾到隔數間屋子之遙的組屋探望同鄉。 最糟糕的是，她身無分文，既沒有親人可以投靠，也不敢出去找工作（相信也找不到），過去1年多，她為村民們洗衣、打掃和煮飯，作為免費吃、住的代價。
不得不依賴同鄉過活的她，坦言活得很不開心，因為被施捨的滋味不好受，但語言不通，加上人身安全，不要說出外工作，她從未與外人講過一句話。

另外一位也是才抵步吉隆坡兩天的蘇貞，她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份工作，“我聽說馬來西亞有很多欽人，所以決定逃來這裡。” 她今年26歲，本來是一名麵包和蛋糕小販，因為提供食物給欽國家軍隊（Chin National Army，反抗緬甸政府的民間遊擊隊）而被追緝，不得不逃來大馬。

“我只是給了他們一些食物，之后軍隊就開始到處搜刮我，村民通風報訊叫我快快逃走，于是我逃往仰光，向親戚借錢逃來這裡。”儘管已經平安抵達吉隆坡，但她還未從顛簸的偷渡之旅中恢復過來，神色之中帶有幾許驚恐、倉皇。

孤零零的她，暫時被安排與同個村落的村民一塊居住，未來如何，完全聽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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