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的故事 ： 落難大馬 (1)

因为因缘，我竟然看到了曾刊登在中国报关于难民的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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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鄉背井滯留他國難民等待美好明天

當我們抱怨世道艱難、工作壓力很重、人生無樂趣時，有一群人隱身在鋼筋水泥的人造森林中，他們有口，但不能言，無法向人說明他們的身份來歷，甚至連過去的悲痛往事也一併埋藏。
他們空有一身力氣，但無法工作，一天到晚只能蝸居在窘迫的狹小空間，虛擲有限的生命。
當校園暴力層出不窮，我們擔心孩子在學校的安危時，他們的孩子只能到自辦的社區中心上課，一些孩子因而會講英語、國語、懂得演算數學、了解科學奧妙，但他們永遠無法擁有校園生活。
毋需等到長大，他們已經嚐透生、離、死、別的痛楚，他們的童年只有到處逃難，既要逃戰亂，還要避開人禍。

只求容身空間

大量難民隱身于繁華都市，廉價組屋是他們的最佳藏身所。難民，這個字眼，既陌生又熟悉，自從吉隆坡新街場越南難民營關閉后，難民，仿彿遁入歷史了，但，實際上，一大批難民隱身全馬各角落，卑微的他們，只求掙得一片可以容身的空間。

生活，對于他們來說，就是一連串的等待，等待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UNHCR）核實難民身份、等待被第三國家收容，甚至期待大馬政府發出合法居留准證，讓他們能夠合法工作、小孩能進入本地學校就讀。

在過去十幾廿年來，這些難民天天在驚恐、憂患、貧窮、無法預知的未來中度過。
據駐大馬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統計，截至今年 5月杪為止，有 4萬7000人註冊為難民，其中大約 2萬來自印尼亞齊省的亞齊人、1萬1000名羅興雅人（Rohingyas），以及 1萬1000人為緬甸少數種族，包括欽人（Chin）在內。 上述數據，還不包括滯留在東馬沙巴約 6萬名的菲律賓難民。

這批難民演變成今天的規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整整20年的歷史，尤其來自緬甸北部Rakhine省的羅興雅人，歷史最悠久，他們在此開枝散葉，生下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有了。
羅興雅人名副其實的是無國籍人，緬甸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國籍，他們不屬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逃來大馬后，他們唯有四處躲藏，靠打散工、做小買賣過活。

另外一支聲勢浩大的緬甸難民是欽族，由于緬甸軍事政府長年強權苛政，迫使這個少數民族不得不逃離緬甸，其中大多數逃往與欽州相接的印度、孟加拉邊境，也有部份逃來大馬。
事實上，欽人在大馬的歷史也接近10年，第二代已經誕生，建築地盤、批發巴剎，一些需要廉價勞工的地方，都可以發現欽人的零星身影。

具強大凝聚力

由于長年累月受到政治、宗教迫害，欽族社區向以強大凝聚力著稱，同族人之間不只互相接濟，甚至還共同領養同個家族、村落的孤兒，發揮互相扶持精神。

接著還有印尼亞齊人，由于經年動亂，大批亞齊人逃難至大馬，這些難民可能待在大馬數年，一俟戰亂稍平就回國；若是內亂爆發，則再度來馬，情況一再循環。

亞齊難民在大馬也有相當歷史，繁衍第二代並不出奇，但比起緬甸難民，亞齊人的命運顯得不是那樣坎坷。基于人道立場，大馬政府已經發出移民卡（Kad Imigrasi，簡稱IMM13）給他們，如今亞齊人可以合法工作，但孩童依然無法上學。
難民，是被國家拋棄的人，飄流他國不是他們的選擇，而是無奈的苟延殘喘。

曾經一度，死神就在他們的身邊虎視眈眈，僥倖撿回一條命后，他們是不是比誰都更有活下去的勇氣和理由？

隨著擾攘多年的吉隆坡越南難民營正式走入歷史，這片土地還有難民嗎？答案：有。
即使條件最惡劣的森林，難民也儘量維持人的尊嚴，注重個人生，天天刷牙洗臉。繁華的吉隆坡，有著國人最引以為傲、證明“Malaysia boleh”的雙峰塔、吉隆坡塔，但也有不為人知、不見天日的黑暗角落，難民，算來應該屬于黑暗的族群。

說他們黑暗，並不意味他們是藏污納垢、犯罪的一群，而是他們見不得光，一旦身份曝光，分分鐘會被執法人員押往扣留營、監獄，最壞的下場是被流放到邊境，任其自生自滅。
由于大馬政府並未簽署“1951年難民公約”，不承認難民地位，

所以，所有難民一律被視為“非法入境者”、“非法外勞”，大馬移民廳官員和警方有權援引1959／1963年的移民法令逮捕、扣留和遣送那些沒有合法文件的外來移民，一旦罪名成立，他們可被判 6下鞭笞，最高監禁 5年，或罰款最高 1萬令吉。

故，難民，在大馬不但沒有任何法律上的保護，他們連光明正大走在街道上的權利都沒有。
但逃來大馬的難民，還是一天比一天增加，最大理由是雖然他們在這裡無法享有真正的自由，但遊走于難民與非法外勞的灰色地帶，只要運氣不是太差，他們仍可找到一線生機。

難民不是經濟移民政府須正視問題

由于大馬政府不承認難民的存在，所有的難民一律被視為“非法入境者”、“非法移民”，不但無法取得難民地位，且還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被查辦。

聯合國駐馬難民最高專員署（UNHCR）代表渥克博士認為，大馬政府當務之急是釐清“難民”和“經濟移民”之分，不應一視同仁。 “難民和經濟移民絕對不同，前者是不得不逃離家園的受害者，后者則是因為經濟因素而選擇到他國工作的勞工。”他解釋說。
聆聽弱勢聲音

他認為，淪為難民，不是他們的錯，但在絕境中，這些人捉緊任何生存機會，已經發揮出人類至高的勇氣和犧牲精神。 “同是人類，但他們卻經歷各種各樣的磨難，這種求存勇氣，難道不值得我們致敬嗎？” 也因為這樣，他強調，我國政府應該明確的界分兩者的不同，且制定一套針對難民的措施，而不是把他們歸類為非法移民，然后以移民法令來對付他們。 “我認為，在數量十分龐大的非法移民當中，有一部份人需要保護，因為他們無法保護自己。”他無意否定大馬移民法令，但強調政府有必要聆聽當中真正弱勢族群的聲音。

在大馬，難民被歧視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在媒體放大渲染下，非法移民有意無意被影射為“高犯罪率的族群”，對當中一些亟需保護的族群來說，極其不公平。 這種不公平做法，導致許多人對難民抱持負面看法，他強調，只有在清楚界定難民和經濟移民的不同之處后，才能夠扭轉這種現象。
“社會應該正面看待這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至少在逃難期間協助他們解決居住、工作和教育問題。”

既然難民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他期待政府能夠正視難民的遭遇，至少在這段等待被他國收容期間，允許他們在大馬合法工作和受教育，以對大馬的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事實上，難民的數目日益龐大已不再是秘密，面對這支一天比一天茁壯的族群，大馬政府根本無法忽視他們的存在。

“在過去兩年來，我們很高興的是，在鑑定難民身份、教育、醫藥等領域上，獲得相關政府部門的配合。”他接著說。

待遇已有改善

渥克博士：大馬政府有必要正視難民問題，並厘清『難民』與『經濟移民』之分，不能一視同仁以移民法令來對待兩者。站在人道立場，一些執法單位承認難民卡的存在（即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在核實難民身份之后發出的證明卡）、政府醫院斟量收取難民醫療收費等等。
他指出，整體而言，難民在大馬的待遇已經有著良好進展，這是令人鼓舞的，但政府仍可以做得更多。

另一方面，他也透露，大馬在今年5月杪已經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其中一員，“在東南亞國家中，大馬在這方面取得相當高分，獲得不錯的評價。” 他表示，若果大馬政府能夠允許難民在此暫時居留，合法工作和受教育的話，大馬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將進一步的加分。 他期待大馬難民的際遇能夠獲得進一步的改善。

國際形勢變化難民成了包袱

難民的卑微心願，只是希望在回國前或者是被第三個國家收容之前，大馬政府至少允許他們合法居留和工作，孩童能夠求學。

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全球難民潮湧現，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應運而生，旨在保護和協助難民，為難民爭取基本人權，如工作、教育、衛生、宗教自由等。 在聯合國“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中，清楚闡明了難民的地位，后來隨著國際局勢演變，更多難民湧現，于是1967年再出現“難民地位議定書”，擴大延伸難民地位的定義。 簡而言之，難民是指那些因為種族、宗教、國籍、政見或是某個社團身份，有充足理由恐懼會受到迫害，同時又無法得到國家保護，或者基于上述恐懼，不願接受國家保護，以及那些不能夠或不敢回到原生國的人。

只有 3條出路

基本上，核實難民身份不簡單，除了根據一本厚厚的查核難民身份指南外，聯合國難民最高專員署還會參考以往的個案、國際人權報告、原生國的資料等等查核難民身份，快則幾個星期，慢則數個月，胥視個案的緊迫狀況。

一般上，難民只有 3條出路：定居在居留國、自願返回原生國，以及等候被第三個國家收容。
以大馬的情況而言，大馬政府不承認難民（但有條件收留一些難民），而深受迫害的難民更加不會自願回國，所以攤在他們前面的只有最后一條路：等待第三個國家收容。

目前，願意收容難民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挪威、芬蘭、瑞典、丹麥、瑞士和荷蘭。 不過，隨著國際局勢變化，因種族、宗教引發的戰爭頻仍，製造了大量難民，已經對國際社會形成一定壓力。

在現實生活中，部份先進國家已經收緊接受難民的配額，由最初的不吝予施援手，到今天的難民似乎已經淪為國際社會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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