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只能如此吗？

我在很久以前就很希望能写一篇关于我对于马来西亚种族之间的关系的想法，可是一直没有办法动笔。难怪，我生命线的朋友都知道我是“感觉型”的人，对于硬性的文章是很难写得下去的。毕竟我也没有一般常写评论的朋友那么努力，文笔又不流畅。可是还是很想写下我的想法。

前言

当我们从新加坡搬来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就在一个比较不会接触友族的地方成长。因为我读的是国民型中学，后来在拉曼学院就读，接触友族的机会少得可怜。对于友族的印象，几乎是从媒体得到的。印象中我只记得，1987年茅草行动戒严时，父亲有稍微提起513事件。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时间，让我学会看报纸的报道（以前我都只看体育新闻）。

开始真正关心新闻是1990年大选的时候 。。我记得当年的我对于马来人，都有那么看不起他们的心态，总觉得他们是因为享有特权，否则就是一批毫无竞争力的人。记得当年积极参与球类运动的我，因为我们的学校在1990年获得了全槟手球 Under18 冠军，因此我们学校有4位朋友获选为州代表。当年12名的州代表，华人只有5位。当时我的学姐告诉我，就是这样的啦，他们不会给太多的代表权给华人，即使华人很优秀。说真的，在全国大赛里，华人的代表真的不多，可能只有35%吧。听说，因为我们是冠军队伍，所以才有那么多被选为州代表，否则可能更少。开始种下 "不爽"的种子，

随着升学的压力，随着我每天在报章寻找非马来人不平等的对待的新阅读而慢慢扩大。中五SPM成绩放榜的时候，平时中文不错，以为肯定可以拿A的我竟然在中文拿了个C6，受不了如此打击的我，竟然在朋友面前哭了。朋友们还因为我被“当”了 。。当年我的学校不知被下了什么咒，竟然全校只有一位拿A2，其他最好的是C4。奇怪得很，国民型中学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都相信，这是让我们的总成绩单不那么理想的阴谋。

到了STPM，在媒体的熏陶、政客的渲染下，对于马来朋友我更没有好感了。虽然我父亲有几个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都是很好的马来人。在STPM时，我很有信心可以获得最少一个B的马来文学，既然只拿到R，当年我们的学校，考马来文学的下场都很悲惨。结果总成绩只有2A2B1R的因为知道我没有可能可以申请我想要的可系及学校，愤然什么学校都不申请，跑去读拉曼。在拉曼度过很悲惨的3年。

我们那个年代，在拉曼升学、考试压力非常大，我们的系第一年有270位学生，第2年，当掉一半，最后只有140左右的学生成功毕业。当年，很积极的搞活动，积极的参加很多讲座会，很积极的参与其他大学组织的联谊活动。因此对于政治及种族主义所衍生的问题，有很根深蒂固的想法。当年政府、学校当局并没有像现在那么过分。很多时候大专法令是自己将他与我们的行动力绑得紧紧的。对于马来人，总是有那么一点的偏见和不满。

转变

在1996年，我读2年级的时候，发生过国阵青年团闯入非政府组织主办的一项关于东帝文的闭门会议。当年我的震惊。我们曾经因此boycott马青主办的全国大专青年研讨会。然后，1997年的金融风暴，1998年的安华事件。1998年的安华事件，对于我的思维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看到媒体的报道，在对照于我参与游行的体验，我开始思考媒体滋养我的消息、讯息，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包装之后的真实。我看到很多我之前听过的非政府组织、社团的朋友加入公正党。他们有些之前并不欣赏安华。我也是如此。但是他们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们不欣赏安华，可是我们更关心的是不公平的审讯及抹黑。那年，安华经历过的种种，暴露了我们国家司法、强权政治的黑暗啊。铺天盖地的Reformasi运动，让1999年大选国阵在很多选区都差点失利，如果不是华人被吓坏，可能否决掉以超过1/3否决掉过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气候是可能实现的。

第一次真正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马来西亚的种族课题是2000年。当年很幸运，因为工作的关系，常有机会接触冯久玲及她的伙伴Pat Lu。

在一个深夜，冯久玲说，马来人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族群。年轻的我不了解为什么说他们可怜。她说：“他们本身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很多文化都是外借，然后再自我统和的。”她指出“看看华人的文化，那么悠久的文化、背景，那么多的成语、谚语都塑造了一个系统的思考模式。当我们遇到困境，我们有那么多的方式来勉励我们积极向上，重新开始。可是马来人却缺乏这样的思考模式。”

她说“马来人本质上是非常自卑的。虽然他们拥有特权，可是也因为他们拥有特权，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认同，即使他们已经很努力。华人永远认为他们是因为特权，才能得到今天的地位，因此压根儿瞧不起他们。因为掌权者希望继续掌权，他们让马来人了解他们有今天是因为特权。他们如何能自信得起来”

因为很多年了，我忘了其他的内容。可是与她的这一番谈话，让我有另一种体会。

后来我去了台湾，回来马来西亚时发现我们的学生运动发展得很迅速。喜见各族的同学都会为他们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心理充满喜悦。

几年之后，因为我正式投入了社运的工作，我接触了很多朋友，对很多社会的课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今年不小心发现了自由媒体的网站，看过许多很愤怒的贴文。我们对于马来西亚不平等的政策，本来就有很多的怨言，可是当我看到那些贴文，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怨恨，对于长期在此环境生存的我们，心理有太多的问号；有太多的不谅解。于是我们用种族主义去回应他人的种族主义；我们理所当然说我们不会停止怨恨；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思想制造出来受害者。这可以解决问题吗。

我们的政府为了继续掌权，他们乐于看到我们继续分裂，继续在仇恨中成长。报章、电视没有停止过制造更多的不谅解。当执政党发现他们的位置可能会被挑战，他们就继续制造种族仇恨。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合作，创造我们的未来。虽然一些马来朋友已经觉醒，可是我们永远不愿意相信；正如马来人也不会相信如果有一天国阵没有办法执政，他们不会下地狱一样。

因为Kampung Berembang的事情，我第一次在自由媒体用很情绪的方式回应一位朋友的回应。我有很多无法言喻的感触。

我们真的要继续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