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新闻专栏 (一） 为什么本南人不报警？

为什么本南人不报警？

作者／王妤娴专栏 Jul 13, 2010 12:33:05 pm

【错不在你/王妤娴专栏】2010 年7月6日，本南支援组织（Penan Support Group）、亚洲论坛（FORUM-ASIA）及亚洲原住民女性网络（Asian Indigenous Women's Network，简称AIWN）于国会推介砂拉越州本南族女性遭性侵害事件的独立调查报告，揭露再有七名本南族女性遭当地伐木工人性侵害的新个案。

对此，砂拉越总警长莫哈末沙烈受询时大发雷霆，驳斥警方隐瞒事实的指责。他说：“如果确有其事，请来警察局报案，以便我们可以调查，而不是到国会发表报告及形容警方没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说，警方至今没有接获任何受害人或其他人的报案，很多时候不是警方不尽力，而是性侵犯受害者不愿意合作。

2010年7月9日，砂拉越土地发展部长詹姆斯玛欣（Dr James Masing）建议警察向法庭申请庭令，逮捕那些不愿意合作的性侵当事人，并向发表报告及声称拥有证据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录口供。

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长阿玛阿邦（Amar Abang Johari Tun Openg）表示，他担任本南事务部长的时候，从没听过比南被性侵的案例，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会发生。

所有的官方回应都在质问，“为什么她们不报案”，“为什么我从未听过这种案例”。

是的，为什么她们不报案？请站在她们的立场，为她们想想。

遥远的警察局

没有到过砂拉越内陆地区的朋友不会明白，乘搭警察的直升专机到这些地区的上述大官人士更不可能明白，这些被性侵的当事人要报警，有多远、多难。

2009年11月我去的这个地方，从美里到乌鲁峇兰（Uru Baram）的本南族村庄，需要乘搭四轮驱动车，经历约七小时的车程。然后，转乘小船，航行约一小时，才抵达目的地。若适逢河床太浅，我们必须步行约二小时。乌鲁峇兰村庄与世隔绝，没有任何通迅设备。

如果，我在这村庄的一个夜晚，不幸的被性侵犯，而我想要报警，希望警察将施暴者绳之以法，那么我必须历经重重波折。首先，我必须乘搭小船，但条件是小船有足够的燃油，然后可以驾驶船的村民没有去森林狩猎（村民狩猎需要离开村子几天），或者沿河走出乌鲁峇兰。

小船将我送到最近可乘搭四轮驱动车的道路，我就必须在哪儿等待，等待有一辆伐木公司或载着游客的车子经过，然后送我到最近的警察局，幸运的话，我只需要等一至二个小时，否则半天可能就这样过去。

我必须缴付至少一百至二百元给四轮驱动车，而这辆车很可能是伐木公司所拥有的。上车后，至少要三小时车程才到达最近的警察局。如果警察局接受报案，就算是顺利。但是，要到有调查官的警察局录口供，可能需要另外一至二个小时的车程。

当然，我可以选择走路。村民告诉我，从这个村庄走到最近的警察局，可能需要走两、三天的路，这意味我必须带着悲痛、伤痕累累的身心走这么遥远的路，晚上必须睡在森林里。

忘了告诉大家，警察、医院对于性侵犯新案件（Fresh Case）的定义是，事情发生之后72个小时内必须报警，在这样的条件下，你觉得我有可能做得到吗？

如果换成是你们，你们会愿意报警吗，尤其是在刚经历创伤之后？

所有居住在内陆地区的本南部落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即警察局远在天边，这是可获得服务（Accessibility）和交通费高昂的问题。

不是不想去，是去不到。即使去得到，还必须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有些当事人连身份证都没有，如何报警？

就因为这样，很多时候，被揭发的案例，都不是新的案例，而且可能已经过了很多年。

所以，不是他们不要说，而是不知道向谁说。

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除了警察局遥不可及外，另一个不报案的原因是，在社会服务不及的内陆地区，本南族不得不依赖伐木公司，伐木公司利用这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控制和剥削本南族。

伐木公司的车子是唯一与外界联络的交通工具，孩子上学、村民去诊疗所及医院、到比较大的城镇办理孩子出生证明、身份证都必须靠这些车子。

伐木公司很清楚，本南人因为距离、贫困，而没有申诉的管道，因此可以尽其所能剥削他们，即土地剥削、森林木材掠夺，还有与性侵犯同等严重的性剥削。

这一切，不是你情我愿，这是有规划、系统的性剥削。而且请不要忘记，施暴者所犯下的罪行不只是性侵、性剥削，其中包括了殴打、拐带、逼婚、家暴及威胁。

我 遇到的所有个案都曾被施暴者恐吓，施暴者威胁和伤害个案及其家人，用这样的方式逼个案“嫁”给他，在剥削完毕或案主怀孕后，就将她们抛弃。有些甚至公然走 进村子强夺女孩子，将她们带到宿舍去。他们之所以任意妄为，原因只有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平等关系，使这些员工相信，他们可以肆意掠夺和侵犯本南人。

政府和警察对本南人有偏见

即使本南人排除万难，抵达警察局报案，政府和警察对本南人的偏见使性侵犯案子难有进展。

砂拉越政治人物一再否认这些事件，他们将责任推给本南人，“她们容易被骗，被利用来破坏政府”，“她们很会说故事”， “这些不负责任的外国及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妒忌我国的发展。我们在油棕业的成就使我们成为全球最大的棕油输出国。”

这些偏见，导致我们的社会根本无法为这些朋友营造友善、支持的空间，让她们可以选择报警或至少举报这样的事件。

报警的后果：骚扰和销案

接着，是否如上述政治人物所说，报警后性侵害个案就会争取到公道？实际的经验让我们感到挫败。

2008年，两个不信任当地警察的倖存者，选择来吉隆坡报警、录口供。当时，她们住在我们的中心。每一次，警察叫我们到警察局，我们不曾拖延，除了有一次，其中一个孩子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必须改期。

后来呢？警察宣布，这两个案子陷入了死胡同，因为她们不愿意合作、证据不够。

其 中一个，没有办法提供侵犯她的人的资料。但是，警察已经为她被侵犯后所生的孩子进行了脱氧核糖核酸（DNA）检验。另一个，警察的说法是，所谓侵犯她的 人，是她的“丈夫”。的确，大部分被性侵后的女孩，都因为恐惧和羞耻而被逼“嫁”给施暴者，这就表示这些施暴者不需要为他们的暴行负责？

更甚的是，当这两名女孩报了案，他们的家人和村子里的人受到了伐木公司及警察的骚扰，导致他们的家人必须躲到森林里住一阵子。

当 她们从吉隆坡回到村子的时候，其中一名女孩的“丈夫”消息灵通，立刻就出现，将这名女孩与她的孩子们带走。女孩在施暴者“丈夫”的陪同下，到警察去撤销之 前的警察报告。听孩子的父母说，那一天，施暴者“丈夫”是与一名警察来到他们的家将女孩带走的。而警察就这样让她销案，没有考量她或许是在被逼的情况下做 这样的决定，警察没有对此进行调查。

不久后，这名女孩与施暴者来到另一个女孩的家，要求她做同样的事。因为很担心继续被他们骚扰，结果另一个女孩必须和她才一岁的孩子躲进森林里。

砂拉越的一名朋友告诉我们，当时陪同这两名女孩来吉隆坡报警的翻译员，执法单位不停的骚扰他，导致他和他的家人必须离开之前住的地方，躲起来。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他的消息。

不愿报警，错不在你

你们不应该问“为什么她们不报警？”你们应该问“为什么她们要报警?”

请看看，报警之后，这些孩子们所受到的对待及付出的代价，为什么要报警？

而且不是每一个愿意将故事说出来的朋友都会报警，她们只是希望被看到、听到。再来，她们亦希望这样的悲剧不会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如此而已。

报不报警，是她们的权利。但现在，政治人物居然建议警察向法庭申请庭令逮捕将故事说出来的人，岂不荒唐。

如 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确保报警的当事人的安全，确保他们的家人不会受到无止境的骚扰及无理的对待；如果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为当事人提供拥有更友善的支援系 统；如果我们的社会仍然对于被性侵的本南朋友拥有那么多的偏见，那么报警的过程，最后绝对不是获得公义，而是循合法体制的凌辱和压迫。

我想我们没有资格、权力去责怪这些朋友为什么不愿意报警。无论他们是否经过报警、司法制度的考验，或者他们是“沉默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不但承受了被性侵犯、性剥削的磨难，也熬过暴行之后的每一天。他们能够克服这样的经验（即使仍然在努力），确实令人敬佩，而我们也应该敬佩他们。

不愿意报警，错不在你。

本刊助编曾剑鸣启：

本 文刊出时，文内有一句：“我遇到的所有受害者个案都曾被施暴者恐吓，施暴者威胁和伤害受害者个案及其家人，用这样的方式逼受害者个案‘嫁’给他，在剥削完 毕或案主怀孕后，就将她们抛弃。”，文内“个案”二字之前的“受害者”字眼乃本刊编辑按文法之故所加，因一般所谓“个案”是指“事情”而非指人；惟作者事 后反映，“受害者”字眼指涉不妥，时下女性平权论述多认为此字眼有“弱化”女性之嫌，而改用“倖存者”字眼，辅导界则惯称“个案”或“当事人”。

由于该文为作者专栏，为示尊重作者用语以及女性平权运动的关注，本刊就此向作者致歉，并将“受害者”字眼删除，还原为“个案”字眼；同时也希望社会多关注女性平权论述的关怀。

（2010年7月14日下午4时21分）